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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人民与雾霾40年的战斗史

现在大家去日本都惊叹于这个小小邻国的碧海蓝天,但日本在经济飞速发展的50年代,也曾与雾霾艰苦奋战了40年,这40年有经验也有教训。

我们也要适当参考和借鉴他们曾在雾霾治理方面的种种政策和细则。通过自身的努力,可以抬起头就看到我们自己的蓝天。


40年前,日本人遭受的大气污染远比中国今天更为严重,PM2.5持续爆表。日本当时的大气污染主要是光化学烟雾污染,是汽车、工厂等污染源排入大气的等一次污染物在阳光(紫外光)作用下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二次污染物,两次污染物的混合物所形成的烟雾污染现象。当时,东京患呼吸道疾病的群众迅速增多,许多民众后来组团控诉政府和企业,最终成为了推动日本政府就防治大气污染立法的重要力量。

20世纪初,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期,以钢铁业和采矿业为甚。工业的发展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,深受空气污染影响。据大阪市立卫生试验所调查,1912年至1913年,大阪每年降落的煤尘量为每平方公里452吨,1924年至1925年上升至493吨。大阪市民即使在炎热夏天都不能开窗。但这仅仅是战前日本城市大气污染的一个缩影。


1945年二战战败后,日本的采矿业陷入停顿,空气污染一度缓解,但战后日本开始了重建,经济开始复苏。从1955年起,日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。随着经济的增长,能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,严重的大气污染和其他形式的环境污染,困扰着整个日本。1952年至1953年,冬季的东京会因取暖排放黑烟而“白昼难见太阳”。


日本高增长期的大气污染并非只限于原有工业地带,日本在战后大力推动以京滨、中京、阪神、北九州等四大既定工业带为核心、以“太平洋条形地带构想”为基础的“新产业城市”规划。在这一过程中,由石化产业造成的“联合企业公害”开始出现,最典型的莫过于“四日市公害”。

当时的工业城市神奈川、千叶以及大阪,神户周围都是黑烟滚滚,大气污染也从原来的颗粒状大气污染转变为硫磺酸化物污染,并且直至扩展到日本本州的太平洋区域,严重的大气污染使得东京“白昼难见太阳”,城市能见度只有30-50米,汽车你白天打了大灯也开不了,硫化物刺鼻的味道在部分地区都可以闻到。

 

1961年,日本四日市由于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产生的废气,严重污染大气,引起居民呼吸道疾病骤增,尤其是哮喘病的发病率大大提高。1964年,四日市连续3天浓雾不散,严重的哮喘病患者开始死亡。1967年,一些哮喘病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自杀。到1970年,四日哮喘病患者达到500多人,有10多人哮喘病死去,实际患者超过2000人。

1967年,一些哮喘病患者忍受不了疾病带来的痛苦而纷纷自杀。到1970年,四日市哮喘病确诊患者高达500多人,但其实世纪患病人数超过了2000人,截止到1972年底,全国确诊的患病人数高度6376人,其中11人最终死亡。

当时的日本政府很快整理出了思路,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大气污染的两个主要发生源是“固定发生源”工厂和“移动发生源”汽车。然后日本政府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污染治理。一方面对于固定发生源,采取了安装脱硫脱氮装置的办法;另一方面针对移动发生源,出台法律法规限制车型车辆;第三,借助信息化手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。

空气污染最严重的60年代,日本社会对公害的关注空前增强。日本在1962年颁布《煤烟限制法》、1967年制定《公害对策基本法》、1968年出台《大气污染防止法》。遗憾的是,这些环保法案的执行并非一帆风顺,最初遭遇到多重阻力和抵制,在高增长的1960年代后半期,日本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未能依法达标。


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,要求损害赔偿和禁止排污的一系列“公害诉讼”正式拉开帷幕。图为1998年8月,东京,川崎高速公路尾气受害者家属抱着受害者遗照上法庭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日本政府开始重视环境问题。先是开始调集专家分析大气污染的原因,得出结论主要是由于光化学烟雾,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工厂和汽车排放的废气。找到根本原因后,政府开始分阶段进行治理。前20年主要聚焦在对工厂的治理上,后20年致力于汽车污染治理。

在针对工厂的治理上,主要是针对工厂烟囱排放出来的气体硫化氢等有害物质。日本政府根据工厂烟囱高度、工厂所在区域大气污染状况等,制定相应的排放标准。此时,如果搞一刀切,全面限制工厂气体排放,可能会影响日本城市化进程,所以日本政府将初始化目标定为:让区域内大气污染状况受到抑制,不再继续扩大。也就是让一个地方的大气状况“今年比去年好,明年比今年好”。总之,全力让企业死守排放标准,逐步实现大气污染彻底治理。日本政府为了让企业都重视排放标准,于1968年推出《大气污染防止法》,将各种工厂排放气体标准上升到法律层面,保证处罚有法可依。各地方政府、居民等纷纷缔结公害防止协定,居民可以进入工厂监督污染物质的排放情况。

同时,日本政府请专家替工厂想办法减排:政府出钱让科研机构研发可以装在工厂烟囱上、能去除有害气体的装置,并研发可代替工厂原料中硫磺成分的物质等。这些新设备和新原料,政府均让工厂以按揭的方式购买,并用于日常运转中。这种做法当时在大阪率先开展,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后,在日本全国推广开来。

与此同时同时,“公害诉讼”纷纷胜利。民间“环保”舆论日益高涨,全国的“反公害”市民运动席卷全国。自下而上的动力几乎成为日本治理污染出现转折的最关键因素。实际上,数十年来,日本民间的环保运动从未停止。图为2002年,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政府和城市高速公路公共公司赔偿总计7920万日元给7名提出诉讼的哮喘病患者。

通过这些公害诉讼,日本建立起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救济、补偿制度。比如《救济公害健康受害者特别措施法》和《公害健康损害补偿等相关法律》等。

70年代,日本确立了一些极重要的法律原则,如“预测污染物对居民健康的危害是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履行的义务,忽视这些义务等同于过失”、“只要污染危害超限的既成事实成立,即使无过失,也应承担赔偿责任”等。80年代,日本开始多渠道整治污染,国家政府对环境极为重视。

工厂造成的大气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胜利后,日本政府在后20年着手治理汽车尾气。由于经济发展,私家车成为主流,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,交通拥堵、汽车尾气排放量陡增。对于民众,政府不能像对待工厂那样“限制排量”,也不能强制人们不开车。日本政府便请来科研机构对汽车进行改良,科研机构与汽车厂商共同改良汽车引擎,将其升级为性能良好、且排放量低的引擎。这类汽车一经推出便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,很快就淘汰了耗油高、排放量大的汽车。即使到今天,日本汽车厂商还在不断致力于清洁能源汽车的开发。电动车、油混动力车等在日本不断推陈出新。此外,日本政府还大力修建四通八达的铁道交通网,开车上班的人越来越少,坐电车已成为人们的主要出行方式,家庭汽车的使用也大幅降低。

2000年,日本修订的《关于确保都民健康和安全的环境条例》明确规定了出现严重空气污染时应该采取的紧急措施,包括向居民通报有可能发生的严重污染,呼吁减少驾车出行等。

汽车尾气一直是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于是,2003年,东京推出一项新立法,要求汽车加装过滤器,并禁止柴油发动机汽车驶入东京。1989年,日产公司,工人在安装尾气过滤器。当时的日产汽车公司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尾气过滤技术。


日本在解决工业污染的过程中,充分利用消费者的市场约束力。在全社会形成了“使用绿色环保产品为荣”的消费理念,微环境保护支付了必要的成本。政府在市场上推出绿色环保标志制度,鼓励消费者购买环保产品。不要小看这小小的环保标志,在市场要商品如果没有这个小标志,消费者是不会认可购买的。产品卖不出去怎么办?不好意思,请您环保达标贴上标志吧。在日本,一个企业如果对环保无动于衷,消费者就不会满意,市场就会淘汰其产品。也就是说,环保不仅是政府的要求,也是市场的要求。如此良性循环,环保问题不仅得到了消费者的重视也促使企业加强环境保护的力度。


2000年3月10日,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记者招待会上展示柴油的污染。严格限制柴油车的废气排放,成为石原任内的公认“亮点”。


2004年,东京开始使用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的出租车。这种汽车燃油经济性能较高,可以降低油耗,因此在当时被称作“生态出租车”。


环保二字在日本深入民心,各种条例的出台更影响了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。排气量660cc以下的汽车因其环保、小巧而深受欢迎,成为日本汽车市场的主流。

 


城市绿化是日本治理雾霾的重要手段,东京有关当局规定,新建大楼必须有绿地,必须搞楼顶绿化。东京的绿化很少种草,而是种树,不但要绿化面积,还追求绿化体积。

 


图为90年代,几名僧侣在一个工厂附近为环境祈祷。通过数十年的努力,日本社会形成了一股合力对抗空气污染。

日本在与雾霾的战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,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旅行所向往的纯净日本。

雾霾,一个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,我们明知会来的怪物。无法阻止,但也一定不要让他们在中国停留太久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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